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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兵

 
 
 

日志

 
 
关于我

1961年8月应征入伍,在空军探照灯兵第四团二连任灯手、副站长、标图员、标图班长、指挥排长。1967年5月至1968年1月参加“入越轮战”。1970年1月调一连任政治指导员。1973年10月退役,转业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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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退伍两不悔  

2012-07-26 18:33: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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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当了十二年兵,与别人相比可以说是“十画没有一撇”!不过,回顾起来,我入伍是经历过一番波折的。

1961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我在工厂当学徒,同年4月分配到广州市机电工业局设置在广东宝安的“坑子农场”参加务农。我们三名学徒从广州乘火车到宝安布吉下车(当时不能进入深圳),来车接到农场。

我们务农安排在昂鹅大队鹅公坡生产队,当地都是客家人,青壮年的男人都去了香港谋生,剩下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里离香港的新界不远,每到夜晚,望见南面偏西的远处“通亮”的地方,知道那里就是香港。当时偷渡香港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流行的风气,我没有想偷渡,因为我在香港无亲无戚,去到香港无依无靠。

5月初,突然接到工厂发来的电报,要我们三名学徒立即返回广州报名应征入伍。我们乘班车去深圳,凭着电报通过了边防检查站,在深圳乘火车回广州。

本来1961年国家不打算征兵,由于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紧急征召“秋季补充兵员”。我们厂共有十多名适龄青年报名,第一轮体检就淘汰了大部分,剩下了我和吴元盛、周光耀三人。据说是东海舰队来广州市海珠区征集100名水兵。最后体检是检验“血丝虫”,安排在海珠区机电工会睡觉,说等我们睡着了,然后叫醒起来抽血检验。结果我睡着了被叫醒起来,却不见了吴元盛和周光耀(之后他们说害怕抽血,半夜偷偷溜走了),我经检验合格,接到《入伍通知书》526日入伍。我父亲是厂工会的劳保主任,中共党员,他赞成我参军,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厂里的书记、厂长、工会主席、武装部长上门做我母亲的思想工作,怎么也做不通。结果我没有报到入伍,东海舰队只是带走了99名新兵去浙江宁波,就缺了我一个。

我母亲没文化,不识字,思想守旧,乡土观念很重。1941年香港沦陷前,她在香港住过多年,解放之后在广州也住过多年。1969年林彪“第一号命令”下达,广州做了战备疏散的动员,她就以此为借口将户口迁回了乡下(广东高要)。当时,我们的部队在上海南汇县周浦,她怕我得知反对就将此事瞒着我。我父亲当时已经退休,她还想将我父亲的户口也迁回乡下,有人就对我父亲说“你迁回乡,到时你儿子复员回广州就没有地方入户口?”这样才将我父亲的户口保留在广州。

我报名参军当年十八岁,不懂得更多的东西,母亲不同意我入伍也就算了。

1961年6月,在广州又征集了陆军,还征集了消防警,我瞧不起就没有报名。吴元盛去了海南通什当陆军的步兵,周光耀在广州当了公安局的消防警。同年7月在广州再征集空军地勤,厂里是有征兵指标(任务)的,再次动员我报名,结果体检合格。这次我母亲没有前次那么极力反对,由于我和我父亲说了厂里谁谁去了参军,她就睁只眼闭只眼。811日我戴上了大红花报到入伍,当了空军探照灯兵。部队就在广州东北郊的小新塘,我父亲到过灯站看我,我母亲也就放心了。之后,部队离开广州,到了粤西,甚至到了越南,由于我母亲弄不清楚湖南在那里?更不清楚湖北在那里?也就容易将她呼了过去。不过,她在香港沦陷前夕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见过日本飞机轰炸香港九龙,她和我姐姐跑到山脚下的防空洞避弹,所以她害怕打仗,在广州的街上看到张贴的部队训练图片,就会想到我在当兵。

我从越南回国当月就回乡探亲,我对我母亲说我到过越南打仗。我去越南时,我父亲只知我去云南,不知我去越南。我母亲弄不清楚什么云南、云北?更不清楚什么越南?

我当了十二年兵,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到过越南参加“入越轮战”和被借调到军委空军参加审干,到过不少地方,增加了许多见识。这些都是不参军得不到的,所以我对于入伍不后悔。

我是19731022日退出了现役,复员回广州。我要求退出现役主要是当时干部复员的原则是:从那里来回那里去。上海不接收安置连以下干部,我害怕上海进不了、广州回不去?所以我得赶上“这班车”。加上“林彪事件”爆发,上海的空四军成了重点整顿的部队。其实,我所在的灯四团是19698月才从广州换防来到上海,就算以跑步的速度也没这么快能上得了“贼船”?当时陆军六十军接管了空四军,我觉得我们被整得很狼狈!随后就彻底解除了我们的战备,将我们全部弄到了苏州参加修筑“光福机场”,天天和烈日、泥土和跑道上的风沙打交道,彻底动摇了我继续留队当兵的信心。

我去越南“入越轮战”当了八个月的“编外干部”,没人管我逍遥自在,还能四处走动,远去捡过美机残骸,在越南得到了不少的见识。灯二团五连雷达技师石崇德战友就说在“入越轮战”部队很难找得到象我这样的人。回国后,我也很风光!被借调到军委空军参加审干,到过全国的不少地方,接触过一些被关了起来的高级干部,也确实为两名高级干部查清了他们的政历问题。要不是部队换防到了上海?要不是爆发了“林彪事件”,可能我后来的处境会不一样?在网上认识的空六军某高炮团副团长(1963年江苏江阴兵,转业在天津铁路物资部门)他就说我没有沉住气,不走可能就要上。若然我不退伍,有可能会将我保送到空军政治学院“镀金”。若然我仍在广州空军,我认识的和我帮过的一些人可能会关照我。所以我觉得我的运气完全夭折在换防到了上海。

转业之初几年,有人问过我后不后悔退伍?我说我不后悔,因为我是自己强烈要求退出现役的,灯四团政治处副主任宋有堂要我交回复员费,继续留队,说可以让我到营当副教导员或到团政治处当股长,我对他笑着说:“我的命注定了不可能戴着领章、帽徽进棺材。”我复员之后改办了转业,我只是领了2000元复员费(还是将参军前的3年工龄套上了军龄按15年军龄计算),现在我每月领到的退休费,没有一分钱沾上了当过兵和参加过“入越轮战”的份。由于我领了复员费,退休前的每次调资虽然我都参加了“调资办”,由于调资名额争得很厉害,结果都以我领了复员费将我的调资否决了,明显少了一、两次机会。不过,我时至今日没有后悔退伍,因为我觉得我复员走对了,由于当年我认识广州市民政局安置办的人,安置得还算称心合意!所以我对于退伍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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