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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兵

 
 
 

日志

 
 
关于我

1961年8月应征入伍,在空军探照灯兵第四团二连任灯手、副站长、标图员、标图班长、指挥排长。1967年5月至1968年1月参加“入越轮战”。1970年1月调一连任政治指导员。1973年10月退役,转业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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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配合高射炮“打靶”  

2011-11-30 12:04: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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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射炮“打靶”是对飞机的拖靶进行的实弹射击。我在部队时每到年终,探照灯部队都要配合高射炮部队进行实弹射击,这是年终考核的项目,尤其是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的年代更加讲究。这种场面和声势有如“摆开阵势打擂台”。

我当了12年探照灯兵参加过两次配合高射炮部队“打靶”:一次是196411月,当时我是指挥排标图班班长,我所在的灯二连配合空军高炮111师(后来改为9师)开赴广东粤西的遂溪县北坡(草潭)靶场“打靶”。一次是1970年6月,当时我是政治指导员,我所在的灯一连配合驻防上海的空军高炮部队开赴奉贤县“星火农场”靶场“打靶”,至于配合的是什么高射炮部队?我没有在意,当时驻防上海的空军高射炮部队是3师和8师。

广东遂溪县北坡(草潭)靶场位于北部湾东北角的“乐民港”。驻防广东的高射炮部队(包括预备役和民兵)要“打靶”,都是摩托行军拉到粤东的海陆丰靶场或粤西的北坡靶场。

我们从电白经过吴川、化州来到遂溪,然后进入北坡靶场。这里荒芜,由于干旱、台风和雷电多,当地民众生活困苦。部队来到这里打靶,村民自留地种植的蔬菜得以畅销,一些贫困的村民打发小孩到部队能够要到一些剩余的饭菜。靶场不是专门设置的,没有专门的设施。部队临时架起帐蓬住宿。高射炮以连为单位,探照灯以站为单位分布在海滩上。高射炮昼夜都要进行打靶,而探照灯则在夜间开灯配合高射炮打靶。打靶的“靶子”是伊尔-28(轰-5)轻型轰炸机后面一条数千米长的钢丝绳牵引的一个3米多长、80厘米粗的圆形的(灌风膨起)的帆布袋,高射炮就是对准这个“靶子”进行实弹射击。探照灯是开灯照中飞机之后,灯光停止在这个位置,等待飞机拖着的“靶子”进到灯光当中,然后跟踪照射这个“靶子”,高射炮对它进行实弹射击。

高射炮部队和探照灯部队都是按照实战要求。探照灯部队进入一等战备,通过雷达探照灯对飞机开机探索、定位、开灯,跟踪探照灯开灯接光、跟踪。

飞机是在靠近海岸的上空飞行,从靶场的右边飞向左边。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都是向着海上开火。夜间,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开火很壮观,地闪雷鸣,一个个、一串串红色的炮弹、枪弹腾空而起,一窝蜂似地覆盖和穿透“靶子”,与后来我们“入越轮战”在越南见到夜战的情景一模一样。

这次“打靶”结束撤出靶场,我所在的灯二连连部没有返回原驻地(电白县新江公社的狮子岭)而是进入电白县小良公社周下村(又称“周爹”),和高炮111师的536团团部在一起,指挥室设置在一幢被政府没收的建于解放前的是有钱人家留下的两层楼房的底层,536团和灯二连合在一个指挥室,各自摆放着一张指挥桌。进入一等战备时,炮团指挥连和灯连指挥排的标图员和报话员都往这个指挥室里跑。我是这样推断:“入越轮战”时,164支队(炮师)和4中队(灯营)在安沛省孙热乡的这条山沟有一个灯炮合置的指挥室,164支队长姚福合坐在一张指挥桌旁,4 中队长陈志明坐在另一张指挥桌旁,各自对灯炮实施作战指挥。

其实,1962年12月4日“儒侗反空降伏击战”失败之后,驻防广州的防空部队在战略上有点摸不着头绪?到底执行广州“要地防空”?抑或继续“机动作战”?蒋匪叫嚣“反攻大陆”已经彻底失败,从海上派遣的14股武装特务已被全歼,P-2V前来“空投”差点机毁人亡?我国持续三年的“经济困难”已经好转,升级的越南战争还未到来?高射炮师和探照灯团全都呆在广州没有战机,防空部队的出路显得渺茫?1963年5月,一场全面投入“机动作战”的序幕拉开!高炮109师(后来改为10师)和111师、探照灯431团(后来改为4团)的一和三营就在广东的吴川县和电白县布防,从吴川县的至电白县的小良、七迳驻防高炮111师,从电白县的林头、羊角至沙琅驻防高炮109师。探照灯431一营的一、二、三连和三营的七、八、九连相应在这些地方驻防。灯二营的四、五、六连则到广东的粤东地区陆丰(甲子港一带)驻防配合高射炮部队“机动作战”。高炮111师师部和灯一营部在小良,我在小良就见到过高炮111师的师长许展。探照灯431团全部撤离广州,团部设在电白县水东的总参谋部下属的一个测绘大队的队部。据说高炮109师师部和灯三营营部在林头。这时,广州没有一门高射炮、一部探照灯驻防,这是自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

投入大部队守候两年只有过一次战机,1964年的一个夜晚P-2V窜入广西地区,随后飞到广东粤西。推断它有可能从我们防区退出?进入一等战备守候了一个多小时,远方标图板上一直有标示它的航迹,但它最终没进入我们布下的防区,在防区西侧擦边而过飞返台湾。我们公开布防,台湾情报部门也是心中有数的,不存在什么的秘密?

19655月,北部湾形势日趋紧张,全部奉令撤回广州执行“要地防空”,我们开赴广东茂名装车通过铁路运输返回广州。回到广州不久,522日听说取消“军衔制”,61日正式实施。11月刮起了“突出政治”的旋风。那些年,一些事来得象“闪电”一样快(取消军衔制),一些事拖得象“马拉松”一样长(文化大革命)。

19681月我们撤离越南安沛回国,10月我被借调到灯四团“审干小组”对一些营、连干部进行审查,我和灯三连副指导员黄霖兴到过北坡靶场的港门公社调查组织股股长陈光荣的家庭成份等问题。在这里呆了几天,我俩食住就在海边的一间邮政所,是一个男的邮政员给煮的饭。邻近有一户渔民,女主人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越南海防嫁到这里的京族越民,名叫陈氏萍。黄霖兴和我同时参加过“入越轮战”,他们驻防在孙寨(小防区)。当时中越关系还算友好,有空我们就谈论“入越轮战”在越南的所见所闻,她时而唱越南歌曲给我俩听,时而教我俩学讲越南话。邮政员就见笑我们,说我们三个都是越南人。

1970年6月配合驻防上海的空军高射炮“打靶”,我所在的灯一连参加。从上海浦西去奉贤县“星火农场”,进入靶场和撤出靶场都是我跟123站三号手莫乾基驾驶的吉斯-5型发电汽车。这一路上我很熟悉,因为19693月我去过一次奉贤县坭城,当时我在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帮助工作,到上海找原上海市副市长王一平调查广州空军副参谋长韩顾三1938年1月参加山东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之后在山东临沂入党的情况,王一平当时在奉贤县泥城的上海市委“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我在这里还见到作家巴金(李尧棠,四川人),是干校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指给我看的,他当时也在这所干校接受“劳动锻炼”。

从真如到徐家汇,再到闵行,轮渡过了黄浦江,经过奉贤县城,从拓林到“星火农场”。 “星火农场”就在钱塘江口的北岸,这里不是固定的靶场,没有专门设施。部队的布置和打靶的形式,与在广东遂溪县北坡(草潭)靶场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上海的生活条件优越,没有呈现物质供应紧张情景?不象1973年末我转业回到广州直至改革开放,什么都要票证,连不能吃的肥皂、木柴和蜂窝煤都要凭票。我们到靶场配合高射炮打靶,解除了战备,空余时间尽量让大家放松一下。副连长王继贤就领着几个广东、广西兵夜间打着手电筒、提着水桶去搜捕青蛙(两广人叫“田鸡”),不一会就抓到了半桶,当晚他们就美味了一顿!他们还到渔业大队借来渔网,入黑“百鸟归巢”之后将渔网撒开铺盖在屋顶上,然后手拿手电筒照着、揭开瓦片搜捕麻雀,很快抓到了满满的一桶。第二天在厨房把油锅烧得滚烫,将拔了毛、剖了腹的麻雀扔进油锅里炸。还有农场这个队的一群上海姑娘也来到厨房帮忙,引发阵阵笑声。我不到场、不品尝,觉得吃蛇虫鼠蚁很反胃!下到河浜抓鱼,才会叫我参加。

这个“星火农场”濒临海岸,土壤受到海水碱化,海滩成了不芜之地,长出的麦穗就象老羊公的胡子般稀疏!我怀疑连种子都收不回?不过,那个年头中国人习惯讲虚不讲实,不讲经济实效,爱讲思想收获。

有说民国期间称为“四大家族”的陈立夫还是陈果夫的侄女在这个“星火农场”接受“劳动锻炼”,不过没人指出哪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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