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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兵

 
 
 

日志

 
 
关于我

1961年8月应征入伍,在空军探照灯兵第四团二连任灯手、副站长、标图员、标图班长、指挥排长。1967年5月至1968年1月参加“入越轮战”。1970年1月调一连任政治指导员。1973年10月退役,转业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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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冤案  

2010-09-20 19:53: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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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3月我所在的空军探照灯兵第4团1营“入越轮战”结束返回到广州。随后,我们灯2连驻防在广州赤岗地区。

10月8日将我借调到团部参加“审干”。3连副指导员黄霖兴和我“配对”对本团6个营、连在职干部的家庭成份和政历问题进行“背靠背”审查。至同年11月先后查清了5名干部的家庭成份和政历问题,予以结论。

同年12月,团政委余启武对我说“团党委收到一份《申诉书》,是原5连给养员张书龙写来的。说他是1961年9月入伍的广州兵,1964年提干调查查出他是‘劳动教养分子’,被开除党籍作为中途退役处理。现在广州芳村的红旗轨延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中被划为‘五类分子’受到管制,处境艰难。他对灯4团的处理不服,认为是冤、假、错案。他说他是1958年经劳动部门介绍到广东连山林场就业,因受不了苦偷偷跑回了广州,却被林场说成是逃跑的‘劳教分子’。因此提出申诉,要求甄别,予以平反”。由于团“审干”工作基本上已经结束,和我配对的黄霖兴觉得外调出差多、开支大,不乐意再接受外调任务。所以余政委找到我,要我将这件事先行调查核实,然后再作处理。

我看过张书龙的《申诉书》,到他家里与他进行了详细的交谈,要求他提供知情人。他当面对我诉说了当年的情况:“我于1958年经广州市中区劳动局介绍到广东连山林场工作。这个林场有两种人,一种是劳动就业,一种是被送劳动教养。由于在深山大岭的林场劳动、生活条件很差,工作很辛苦,我安不下心来,就想退场返回广州,但是林场却不同意。有一天,我在永和上了开往广州的班车。开车之前,见到林场有人上车找我,我戴上大口罩,低下头伏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他们没有发现我,我就乘这班车回到了广州。以后我没有再将这件事当成一回事。1961年8月我应征入伍,分配在空军探照灯兵第431团5连当给养员。1964年团政治处通知我,说我是‘劳动教养分子’被送往连山林场管教,后来逃离林场应征入伍。我知道我不是‘劳教分子’,是林场有意整我,是团里听信了。我对此作过解释和申辩,团里说取到了林场的证明,证实了这件事。那么,我成了有口难言。团党委做出了决定:开除我的党籍,将我作中途退役处理。我也就认了,抱着‘复员就复员无所谓’的思想,一气之下离开了部队。回到了广州安置了工作,起初还很顺心,成了家。可是,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将我这件事翻了出来,将我划为‘五类分子’,说我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受到了管制。由于我的处境很艰难,我不得不提出申诉,要求平反!”张书龙还向我提供了两个知情人,要我调查取证。

我一个人接受了这个任务,偷偷带上手枪,在广州乘坐火车北上。我是深夜到达广东乐昌县坪石,一下车见到漫天的大雪纷飞,旅店的服务员给我端来火盘取暖。第二天,我乘坐班车经连县、连南来到连山。沿途都是雨加雪,地上和树上都结了厚厚的冰,天气非常寒冷。我在连山县城永和镇(连山县县城现在吉田镇,是之后搬迁的)住下。

 第二天,我先到连山林场(离县城很近),是一个青年妇女爱理不理地接待了我,她说过了十多年的事谁还能记得清楚?我向她说了两个知情人,她说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去了。当时交通和通讯都极不方便,更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亲自下乡去找他们,她说他们到了石寨。我毅然决定下乡到石寨找知情人,由于气温很低,我到百货商店买了一条棉绒裤、一双高筒雨靴和一把雨伞,采取了保暖防雨防滑措施。然后在旅店向服务员打听了路程,脱下军衣和军帽放进挂包背着,将手枪插在腹前的裤带里,用衬衣将它遮盖着,一个人下乡。按照服务员的提示,我走在深山大岭的小路上。见到的都是满山遍野的松杉林木,走了一个多小时没有遇到一个人。小路的一侧是深涧峡谷,听到的只有老鸦的叫声,偶然遇到的是单个挑着松香迎面走来的中年男人。我步行了两个多小时来到石寨。这里是只有三户人家的小山村,除了几间民宅和一个小店,其它什么都没有。给我当头泼了一盘冷水的是我要找的知情人,其中有一个一早又去了万山,离这里有几公里的山路。我跟另一个知情人谈了话,他一口咬定过去了十多年已经记不清了。我决定返回林场寻找其他知情人和查阅档案。我在小店买了半斤饼干吃了,当即按原路返回。

第二天我再到连山林场,还是那个青年妇女接待,我问她有没有当年的人事档案?她说“文化大革命”别说档案,什么都被翻得个乱七八糟,隔壁房间的地板上撒到满地的都是档案文件,你自己去翻吧!她领我到隔壁的第三间房间开了门锁,将门一推开说“你自己找吧!”我见到撒满一地的文件资料和用报纸做的档案袋,我蹲在地上一个一个地翻,大概翻了有半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广州市中区劳动局印制的《张书龙的劳动就业登记表》。这个用报纸糊制的档案袋里只有这份登记表,我如获至宝,我赶紧拿给这个青年妇女看,我说“我就是要找到它!”她这时才认真起来,要我将介绍信给她看。她见“张书龙”的名字对上号了就让我将这份登记表取走。这时,我才发觉她对业务是不熟悉的,本应要我复制一份登记表加盖公章取走,我是不能将这份原始材料取走的。我二话没说,拿着这份原始的登记表第二天一早就乘坐班车离开了永和镇,取道怀集、广宁、四会、三水、南海回到了广州。

我将调查情况向余政委和干部股股长马永法汇报,他俩看过我取到的这份登记表。余政委说“你写份调查报告,我们会到张书龙所在单位的职工大会上当众给他平反!”他还表扬我,说“你辛苦啦!这件事完成得很好!做得很出色!”

张书龙和我都是1961年9月在广州应征入伍的,我们素不相识。我俩都是被列为“选干苗子”进行培养。张书龙是将要提升为5连司务长的。1964年团干部股对选干苗子进行了家庭情况和个人政历的调查。当时调查张书龙的情况是干部股干事陈广昌(1949年入伍的海南文昌兵,1967年“入越轮战”时他到我们2连代职任副指导员),他当时来到广州市一德街(张书龙入伍时居住地)的居委会调查,有人说张书龙是“劳教分子”,说一德街派出所还保存有一张1958年连山林场发来的函件,要求将逃离林场的张书龙抓到通知林场领回。陈广昌得到这份函件未作认真的调查核实,就将材料交给团党委,团党委也不加分析、不听申辩就作出了错误的处理决定。

由于我随后被借调到北京,参加“空军审干小组”审干,听说团的领导已经到过张书龙所在单位在全厂的职工大会上给他当众进行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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