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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兵

 
 
 

日志

 
 
关于我

1961年8月应征入伍,在空军探照灯兵第四团二连任灯手、副站长、标图员、标图班长、指挥排长。1967年5月至1968年1月参加“入越轮战”。1970年1月调一连任政治指导员。1973年10月退役,转业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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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2010-09-20 19:52: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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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武贵林当年他是个师级干部,我们所在的“空军审干小组”不对他进行审查。但是由于他是“广州军区空军审干小组”负责人,本级的审干小组不便对他的政历问题进行审查,因此委托“空军审干小组”对他进行审查。

武贵林在书写个人政历中交待: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纵队有一个骑兵团在东北某地投敌叛变。事发当天,他正好是被调到该团二连任政治指导员。由于他刚报到没有随队出发,也就没有参与投敌叛变。话说来非常简单,但是能否令人(尤其是组织)相信?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钟兴中科长将这个查证任务交给了张善良和我。我俩出差东三省四次,根据武贵林提供的知情人,经过反复调查均无法证实此事。

后来我们查到四野该纵队当年的“序列”情况,了解到时任交通部行政司司长刘毅是当年的一营教导员。

我俩来到交通部,接待的说刘毅带队去了在湖北的“交通部‘五七’干校”。我们一直等到他回来。我俩与刘毅谈到此事时,他开口就说:“你们回去问你们的“胖子”(指空军司令吴法宪)和“聋子”(指空军政委王辉球),他俩都知道此事,不必来问我。”

我俩觉得吴法宪和王辉球可能知道某纵队骑兵团投敌叛变的事,并非知道武贵林是否参与投敌叛变?经过我俩的反复解释,刘毅司长还是讲述了当时的情况:1946年,这个骑兵团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将它整编之后,我们派了一批政工干部到该团。这天,是他们全团出外执行任务。”他说他患病没有随队出发,武贵林正好这天调来报到,部队已经出发了。他和武贵林跟当地的一个酒厂的老板一起在喝酒。这时,团部通讯员骑马跑回来报告,说几个政工干部被枪杀了,部队由国民党军队整编过来的军事干部带着远去投敌叛变了。随后,通讯员领着刘毅和武贵林来到出事地点,见到被枪杀的政工干部。刘毅还说出事地点竖着的木牌上写着的字是他写的。交通部刘毅司长撰写的证明材料证实了武贵林无投敌叛变。

1969年8月我所在的灯4团将要换防到上海,我提出请假回队。钟兴中科长同意我以出差名义回广州,要我到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向查全伦主任(后来调福州军区空军任副政委)汇报,并将我亲手撰写的《武贵林同志政历审查报告》交给了他。至于武贵林后来是否被提升?我不得而知,也没有过问。不过,我总算将武贵林政历上悬而未决的这个问题查清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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