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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兵

 
 
 

日志

 
 
关于我

1961年8月应征入伍,在空军探照灯兵第四团二连任灯手、副站长、标图员、标图班长、指挥排长。1967年5月至1968年1月参加“入越轮战”。1970年1月调一连任政治指导员。1973年10月退役,转业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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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部队很能锻炼人  

2010-11-07 11:10: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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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兵种已经撤销,很多部队已经整编。我将要讲述的是过去了的往事。不过,从中能看出一种精神,给人以一种启迪。

“探照灯部队很能锻炼人”这话是原空军探照灯兵第二团曹新华战友在电话与我通话时说的,我听了深有感触。

1960-1962年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1961年春季只征集了少量的兵员,由于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应对突然事态,1961年下半年紧急征集补充兵员,所以我们被称之为“秋季兵”。这次没在农村征兵,而是在城市征集具有城市户口(包括城市在校学生)的适龄青年。

其他部队我不清楚。我们探照灯兵第431团对于我们这批几百名的新兵很满意,认为城市兵聪明,见识广、反应快、接受能力强,就是有些“吊儿郎当”的稀拉作风。

我戴上大红花来到新兵集结点,随后被带到在广州政法干校的新兵连集训,和我们一起入伍的有湖南长沙、河南郑州和淅江象山的兵员,分成两个新兵连。集训了一个月,我所在的新兵二连大部分分配到空军4436支队(探照灯兵431团),其余的和新兵一连的都分配到空军高射炮兵第111师(后来改编为空军高射炮兵第9师)。

新兵连集训将要结束,空军探照灯兵第431团团长张煊到新兵连宣布了命令:授予XXX(姓名)等XXX(人数)为列兵军衔。每人发给一个空军的帽徽、一付蓝色的领章、两个银白色的探照灯兵的兵种符号和两颗五角星。我们将帽徽钉在军帽上、将探照灯的兵种符号和五角星钉在领章上再缝在军衣的衣领上。我成为一名空军探照灯兵。入伍后首次回到广州,就在照像馆照了一张戴着领章、帽徽的照片,至今还保存着。

第二天,一辆军车将我们26名新兵(不含一排)接到广州东北郊暹岗的灯二连部。晚餐加了菜,饭后还召开了联欢晚会。联欢会上,新老兵欢歌起舞,花鼓戏、河南梆子、粤剧和越剧唱个不停,具有高中文化的新兵大显身手,都想分在连部或排部。我却什么都不会,从始至终坐着当了个“听长”,结果被分配到了小灯站当了个灯手。

三排部来的两个老兵,将我们十几个新兵带着步行到位于长安的三排部。这里有一个电话班和一个231站(雷达探照灯站,1967年“入越轮战”在8月14日晚夜战荣立了集体一等功,成为英雄灯站)。

当天,234站来到三排部的两个老兵,将我和谭君舜、梁悦生三个新兵带着步行到了位于小新塘的234站。

我见到这个在小山头上的234站,只有五个人和五条枪,三幢木板作壁、石绵瓦做顶的小营房,除了一部探照灯、一辆发电汽车和岗亭里摆放着的一部手摇电话机,剩下来还有一头猪和十多只鸡,再有就是在山脚下的一块种有蔬菜的菜地。

这个灯站坐落在广州黄陂果园场新塘作业区对面的一个小山顶上,一条土路在山脚下经过,从长安通往车陂途中经过小新塘,灯站不靠近村庄。附近有一条高压输电线路通过,周围是野生的稀疏的小松树和几棵枷榄树,还有就是东面山上的几颗很大很大的不规则的大石头,听到的多是广州黄陂果园场新塘作业区的鸡鸣和狗吠。这里就是这样的孤独和冷清。

灯站东面距离四公里远是暹岗,西面距离五公里远是火炉山,北面距离三公里远是长安,南面距离两公里远是小新塘。买米、买油都得到长安,买日用品都得到联和墟,要到广州就得走几公里路到长安或车陂再乘车。环境就是如此的偏僻。

我下到灯站心都全凉啦!难道我就在这里当三年兵?

入伍时说陆、空、海军服役期为两、三、四年。1965年取消了军衔制改服役期为三、四、五年,上级的一句话我们就当多了一年兵。在1963年及以前提干都是正排级,1964年提干“四好连队”的是正排级、不是“四好连队”的是副排级,1965年我们提干全部都是23级。后来套级,正排级套21级、副排级套22级,那么我们的23级我说是正班级,一年之差,是多么明显的不一样?城市兵都有一种倾向:服役期满就退伍回城安置就业,不能提干的则不然,类似我这样既入了党又被确定为“选干苗子”,想不干就非常简单,请你在党支部大会上讲清楚。谅你是说不清楚的,绝对会让你不得不服。

234站站长是57年入伍的广东丰顺兵,副站长兼一号手和三号手都是59年入伍的广东台山兵,二号手是60年入伍的河南新蔡兵,四号手是55年入伍的四川资中兵。三个新兵下站不久,四号手就退伍了,副站长调233站当站长,三号手调连部当饲养员,二号手改当一号手,我当了二号手,谭君舜和梁悦生当了三、四号手。

灯站生活非常艰苦。长年累月就这么五个人在一起,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和农副业生产,一样都不少。午休和夜晚都得轮流站岗,站最后一班岗还要负责煮一天的三顿饭,遇上外出开会就得留站看守。早上出操,站长领着大伙跑到附近的山上挖松树头用作炊事的柴火,有时捡掉下来的黑枷榄用盐腌制做菜。每天不是政治学习就是操作训练,还有上理论课讲电工学和光学。要到连、排部开会,就得留两个人在站。午休起床后多是到山脚下搞农副业生产(主要是种菜)。晚饭后不是读报就是开班务会。每周还要擦拭一次兵器。日常生活既单调又紧张。

灯站就是通过一部电话机与连、排部沟通,很长时间见不到一个军官下到灯站。如果开会留在站里,这个月有可能见不着连长、指导员或排长。

我们入伍时虽是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能吃饱饭。说是45斤大米,扣除了一斤半战备粮和一斤半支援广州市少年儿童的口粮,实际上是42斤/月。一年到头很少见到肉,只有“八一节”和“春节”到排部分到一些猪肉加菜。大米和食油是久不久派两个人到长安粮店购买,抬着走路回灯站。

轮到担任炊事这一天,除了煮三顿饭,还要喂猪,还要到山脚下挑两担水,午休时还要站岗,当晚就不用站岗,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下午搞农副业生产,有时要在半山腰的厕所掏粪挑到山脚下浇菜。

探照灯放置在山顶上,发电汽车放置在半山腰。三幢木板房,其中一幢是营房,一个小单间叫储藏室,放置枪枝、伙食费、粮油票证和个人物品,人员都睡在大房间,另一幢是厨房和小食堂,还有一幢是车库。

我每到站岗时半夜人静就想家,望着西南面发亮的远处广州市有着挥之不去的思念。我入伍前已经在工厂当了将近三年学徒,第三年是领22元/月的学徒费。还差一个月就满师将要评为一级工,月工资39元。入伍后,列兵津贴费6元/月。工厂出于鼓励我应征入伍,完成上级下达的征兵任务,提前给我满师发了39元工资,并且确认我是1958年9月参加工作、是评为一级工、1959年9月在工厂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说将这些都完整地记载到我的档案里。事实上,这些对于我后来退伍计算军龄领取复员费以及前些年退休计算工龄确定退休金都起到了作用。其实我参加工作时才15岁9个月,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童工。

我年纪小、个子小,加上消瘦,只有96斤的人,有人笑话我当不好这个探照灯兵,可是没出多久我就让他简直笑不出来。

234站就算站长和我文化高点,在小食堂墙壁上的黑板报由我编写。有一天,午休时我站岗,利用这个机会出黑板报,正好调来不久的连长曾源推着自行车上到灯站,他说路过上来看看。他见我在写黑板报,说我的字写得不错。还问了我家里的情况,要我谈谈下到灯站的体会。我一五一十对他说了,他说我很聪明,要我安心在灯站好好干,我只是连连点头。其实我也不知应该怎么干?他说了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要听站长和老兵的话。

1962年1月的一天,全连在三排部集中召开军人大会,会上一营营长王树森宣布了命令:授予张友宏、李庆强和我为上等兵军衔。这个突然而来在我的领章上加多一颗五角星的授衔命令,让我不知所措?我们二连一排位于广州的华南植物园,远离连部,由三连代管,连长在我们的26个新兵当中晋升了3个的军衔,正好是二、三排和指挥排各一名,我猜想连长是在各排的新兵当中找出一个他认为“拔尖”的树个榜样。不过,却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不管我怎么样埋头苦干,1962-1964年评“五好战士”,我只是在1964年才被评上过一次。也就是说连、排长的奖励我能得到,通过大家评的我却得不到。不过,我时时给自己敲响警钟:戒骄戒躁,绝不气馁。1963年我先后获得排口头嘉奖、连口头嘉奖和连假日奖。

1962年3月灯二连的224和234站奉命配合“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碧海丹心》,开赴湛江和海南进行野外配光。我们站的站长和一号手参加,还调了其他老兵来充实,三个新兵安排在站留守,排长指定由我负责灯站的工作。我作为一个新兵带领着两个新兵相当为难。不久,连长就宣布了命令:任命我为234站副站长,也就是要我领着其他的两个新兵一起看守好灯站和搞好农副业生产。

1962年4月三排党小组讨论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让我在支部大会上申请入党,会上通过了,没过几天就通知说我是一名预备党员。

我入伍半年多晋升了军衔,当上了副班长,还入了党。对我来说不能有丝毫的骄傲自满,反而更要夹紧“尾巴”做人。

没过多久,三号手谭君舜调走了,剩下我和梁悦生在站留守。我到果园场找到了书记和场长,详细汇报了情况,取得他们的支持。每天晚上通过电话向排长汇报情况。白天将饲养的狗绑在营房门口,两个人到山脚下搞农副业生产。夜晚将狗绑在营房里,我和梁悦生不睡在一个营房,我的冲锋枪都是装上了实弹,说好了一旦有地面情况就带上枪往外跑,两个人不要走到一起。若有枪响,果园场的民兵会来支援的。

有一天夜晚,台风在珠江口登陆,狂风夹着电闪雷鸣和暴雨,害怕大风刮倒房子,石绵瓦跌落掷伤人,我俩将两张写字台并在一起,我和梁悦生躲在写字台底下过夜。

1962年5月灯二连奉命开赴广东惠阳机场执行“要地防空”任务,除了连部的留守,出外执行任务的224、234站的留守人员都撤到排部留守。连队出发前,三排部和231站派来几个人帮我俩撤往排部。我们饲养的这头猪在装进猪笼时,因为长期放置在猪舍的竹的猪笼已经沤废,它穿越猪笼跑到了外面。我们装车撤离到了排部,可是这头猪仍在灯站周围成了流浪的“野猪”。

我和梁悦生只得挑上猪食、背上枪走几公里路回到灯站喂这头猪。连续两天它都远离我们,喂它不靠近,又抓不到它。我俩觉得时间一长这头近百斤的猪不但会损坏周围的农作物,还有丢失的可能?倒不如开枪将它击毙。

我是使用冲锋枪的,我叫梁悦生用步骑枪打,他不敢,说他1961年年终实弹射击不合格,他还是要我打。我就用他的步骑枪,先埋伏起来,由他将猪赶过来,就在它离我不远慢慢地往前走时,我瞄准它一扣板机一发子弹就击中了它的前脚稍后的胸部,只见它没走几步就倒下了,弹着孔随着它的呼吸冒出血泡。我俩用雨衣将猪裹着,由梁悦生扛在肩膀上,我挑着屑桶背着枪,两人返回三排部将它宰了,将部分猪肉分给了连部和二排部的留守人员。

1962年6月指导员从惠阳回广州团部开会,来到三排部探望我俩,我将开枪击毙猪的事向他汇报了,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他觉得我俩在三排部留守不安全,就将我俩送到连部和留守的伍土荣、胡明新在一起。

1962年7月位于长平的232站种植的水稻成熟了,将不懂收割水稻的河南郑州兵胡明新留在连部,我和伍土荣、梁悦生来到232站连续割了两天才将水稻割完,然后到金峰农场借了一辆牛车,三个兵赶着牛车将稻谷运回暹岗的二连部。

1962年8月连队撤离惠阳机场返回广州,外出配合拍电影的224、234站也归队了。随即我们二连开赴广东电白县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同年11月到广东阳江县参加“儒侗反空降伏击战”。“12.4”战斗失利之后,连长将我调到指挥排标图班当标图员,我做到能屈能伸,始终没有说过我是个副站长,就当没了这回事。1963年9月我被提升为班长、晋升为下士军衔。1964年9月我被晋升为中士军衔。

类似这样的处境还有一次,我是1969年1月以排长身份被借调到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帮助工作的,1969年8月归队,安排我到6连担任指挥排代理排长,我毫无怨言,二话没说高高兴兴上任。1969年年终我被派往5连参加“四好总评”的工作组,传说打算将我放到5连当指导员,不知出了什么情况?后来我还是回到了6连指挥排。1970年1月7日晚6连指导员农志生通知我:到团部干部股报到。我到团部报到,干部股刘梓孝干事将我带到空四军招待所,佟惠波团长和余启武政委和我谈话,说1营还是欢迎你回去,到1连当指导员。1月8日我上任,和在越南战场原2连的朱国玉、高金平、邹甲生、刘运珍、薛雨宏走到了一起。他们都已经在1连担任连长、副连长和三个灯排的排长。

我觉得我走过的这段历程,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锻炼。所以曹新华战友说“探照灯部队很能锻炼人”,我同意他的看法,因为我有亲身的经历和体会。不过,我觉得探照灯部队兵器落后、人员高度分散,管理较为原始落后,加上兵种小,前进的道路令人不甚乐观!所以1973年10月我凭着“从那里来回那里去”的政策,要求退出现役,不肯再留。我也就是这样在探照灯部队整整呆了12年。

不管怎么说,我对探照灯部队还是充满感情的,经历的人、境、事难以忘却。尤其是“入越轮战”浴血奋战的生死拼搏,是我人生经久不息的深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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